因此，可以看到下面这种可能：通过加入非实证化的要素，使只与实证法有关的基础规范转化为始终主要与实证法有关、但总体上是非实证化的基础规范（参见罗伯特?阿列克西：《概念与效力》（前注6），第167-170页）。

制定成熟立法是国家监察体制的首要目标之一，也是监察权运作的法律保障。对此，《监察法（草案）》第34条第1款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然而，腐败犯罪侦查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横向与纵向监督体系［23］(P112-113)，若刑事侦查权大幅度转隶，恐怕不仅刑事诉讼法需要大幅度修改，检察监督的功能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非常态的高压反腐措施最终总要转化为常态化的反腐机制。将侦查权转移给监察委员会之后，由于监察委员会并非侦查机关，其职务犯罪调查权、留置权等的运行规则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调查权、留置权等也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伴随国家监察体制雏形的塑造与完善，《监察法》的轮廓也愈发清晰。制定反腐败专门立法，将彻底摆脱以往反腐败规范附属于具体部门法的格局，有助于全面整合反腐立法资源，解决反腐资源分散、利用效果不佳的问题。

构建系统、高效、权威的国家监察体制，必须要认真做好权力配置的基础工作，扎实推进成熟立法的系统任务，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样才能真正找到法治反腐的正确路径。故此，构建科学的反腐败治理机制，就是要跳脱极端化的反腐政策，以严密、多元的法治思维代替片面、狭隘的政策思维，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战略。[21]有关规范行政执法的行政法典地方已经制定，[22]有关规范行政决策的法典地方已经制定，[23]有关规范行政裁量基准的行政法典地方已经制定，[24]有关规范重大事项听证制度的行政法典地方已经制定，[25]有关信息公开的行政法典地方已经制定，[26]更有甚者有地方已经制定了貌似于统一行政法典的政府规章。

[6] 章志远著：《行政法学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5页。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第一段就有这样一个规定：为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的审理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行政审判实际，制定本规定。还以《行政诉讼法》为例，总则部分共有十一个条文，而这十一个条文与后续内容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行政法典总则更多的采取列举规定便契合了《决定》的精神。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在立法行文上采取的是相对粗放的技术径路，这对我国法律的操作带来了不少麻烦。第五，设定权利义务的总则与不设定权利义务的总则。

有学者对此做过这样的描述：苏维埃行政法可以认为是调整国家管理范围内的社会关系—苏维埃国家机关在组织和实施执行和指挥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法律部门。加快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治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完善职业保障体系，建立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专业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行政法典的总则之所以能够存在那样多的问题，这同样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没有这样的分析就无法考量行政法典总则的地位以及我国今后行政立法质量的提升。

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渔港水域外渔业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负责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工作，并调查处理前款规定的污染事故以外的渔业污染事故。该条既指出了该法的制定缘由和依据，又导引出了后续的内容。[11] 第三，原则性总则与规则性总则。[38]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版，第164页。

上文指出了我国目前行政法典总则存在的某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所导致的结果就是降低了行政法典总则的规制力，尽管有些行政法典总则相当具体，而这些具体的内容恰恰就不应当在总则部分出现，而总则的过分政策化更使得它无法对后续内容作出正确的引导，而具体到行政法治实践中则使得一些行政主体和行政执法人员只能够领会行政法中的抽象理念，而不能够将自己的执法行为与法治精神予以契合。在我国这五个位阶的排列中，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其次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它们要么是行政法规，要么是政府规章。[4] 关于行政法规范上下位阶的关系，《立法法》第88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在没有分则的立法技术中，后续内容同样应当与总则有严密的逻辑关系，那么，行政法典中的总则与分则、总则与后续内容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澄清。那么，行政法典总则的规制技术还应当怎样进行强化呢？笔者认为，应当尽可能将行政法典总则予以浓缩，从总体上减少行政法典总则的数量，使一些行政法典可以不设置总则，使设置总则的行政法典其总则行文尽可能短，而不是过分冗长。该规定表明，《行政许可法》在行政法体系中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对上它拓展了整个行政法体系，对下它能够调整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并为这些行为提供较为抽象的导向。基于此，我们应该从下列方面来认知行政法典则。[18]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统一监督管理的部门，对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指导、协调和监督，并负责全国防治陆源污染物和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健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

该条的相关术语具有强烈的文学上或文化上的色彩，它们与法律规范所要求的严谨性和具体性有着极大的差距。第二，统一总则的概念。

条文的容量也以此类推。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一个正确的理念，这个理念也给我国经济与社会带来了繁荣。

尤其在行政法中，行政法的指导思想确立了该部门法的宗旨和灵魂，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则是对行政法规则的提炼，它是对规则的高度概括。所谓法律人共同体，就是从事法律事业的那些社会主体，如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人员等。

行政法是由众多甚至若干法典构成的，我们说我国有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行政法存在于该法律体系之中，而行政法本身又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构成，但是行政法总则并不必然与行政法体系发生联系，而它与单一典则的联系则是客观存在。有些则没有采取条文的方式，用一个相对集中的语言将行政法典总则的内容予以概括。由于我国行政法典总则的研究基本上是一个理论上的空白，所以笔者的下列分类，其理论和实践意义是不可忽视的。第三，总则与后文的衔接不严谨。

我国地方享有的立法权、部门享有的立法权都足以使行政立法过分追逐效率，过分追求它的形式上的合理性。一套机制是学术上的机制，就是由学界对行政法典总则进行界定。

（4）哥伦比亚特区政府。在概括型总则中，有些采取了条文的方式，就是用法律条文体现它所要概括的内容。

笔者认为，行政法典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应当进入操作层面上的。通常情况下，一个行政法典都包含了一个总则，例如，《行政处罚法》、《土地管理法》等。

[7]在一个典则中，总则列举出来的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能够统摄后续规则的内容，统摄后续规则的适用。[2]《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5条规定：行政法规应当备而不繁，逻辑严密，条文明确、具体，用语准确、简洁，具有可操作性。[12] [美]迈克尔·D·贝勒斯著：《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3页。行政法典总则与分则的关系不仅仅是行政立法的理论问题，它更是一个行政立法的法治实践问题。

我们认为，行政权的自我扩张是有具体体现的，在行政执法领域，它的自我扩张是有限度的。作为指导思想，对于单一典则而论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单一典则在庞大的行政法体系中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究竟如何与行政法体系的大系统予以衔接，我们从它的行文中常常难以把握，而指导思想则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3]通常情况下，行政法典必然包括相关的条文、相关的规则、相关的规范等。例如，有学者对德国的状况就做了这样的描述：根据行政法院法第73条第1款第2句第3项，（复议机关）‘直接上级机关原则的另一个例外，就是作为复议机关的自治机关的管辖权。

二是解决行政法典制定的意识问题。而表达国家意志与执行国家意志相比，具有行为的原初性，其他行为都派生于立法行为，所以如果在对立法行为的控制上，都做足了文章。